“好学校”的定义，是否仅仅等同于升学率、名师和百年校史？当我们讨论校园时，是否只看到了黑板、课本与试卷，而忽视了环绕其间的庭院、廊道、操场，还有阳光与空气？校园，这个孩子们每日度过近三分之一时光的场所，其物理空间本身，是否也在进行着一种无声的“教育”？

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红岭中学石厦校区由土木石建筑设计事务所进行改扩建设计。学校于2023年完成施工，但真正值得被讨论的，是它在投入使用两年后呈现出的状态——当日常管理成为常态，一个真正被学生和教师使用的校园才开始显露它的教育立场。设计没有把“未来教育”停留在理念层面，而是把问题放置于城市现场：在土地稀缺、学位紧张、社区空间不足、湿热气候与安全管理并存的现实里，学校与社区、环境如何“共生”？校园的生长如何和城市的发展同步？教育理想究竟如何兑现？

一切的起点，源于一个中国大城市普遍面临的困境：学位需求压力。

2017年底的深圳市福田区已经高度建成，土地资源极度稀缺，学位的供需矛盾在这个中心城区里达到了顶峰。政府面临着两难：一方面，市民对优质学位的需求迫在眉睫；另一方面，传统的征地新建模式在成熟城区几乎寸步难行。

在此背景下，“福田新校园行动”应运而生。以“城市策动者”为己任的深圳“新校园行动计划”、“百校焕新行动”发起人周红玫，针对8所中小学和1所幼儿园，策划和组织了一场引人瞩目的校园建筑公开设计竞赛和建筑联展。其核心目标异常清晰：在几乎不可能增加用地的前提下，通过极致的改造设计创新，在高密度建成区“挤”出更多、更好的学位和教学空间。这并非一次风花雪月的建筑实验，而是一场被现实困境“逼出来”的、任务导向的集中攻坚。

设计竞赛获胜后，土木石建筑设计事务所承担了红岭中学石厦校区的改扩建设计。这是“福田新校园行动”中唯一的初中校园，也是在原址改扩建的少数校园之一。

改扩建前的红岭中学石厦校区。周边建筑密度高、周边配套成熟、地块碎片化，无法增加用地。

学校地块所在的福田区南部，具有深圳市中心成熟城区的典型特征：密度高、配套成熟、地块碎片化，周边既有政府机关，也有学校与商业设施，“新征地”无从谈起。

一方面，设计任务书要求班级规模从24班扩充至36班，在既有边界内新增约3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另一方面，建筑师思考着“学校与教育究竟该为成长提供什么？”，在逼仄的用地中筹划学生们每天接触的光、风、路径与活动空间。与此同时，建筑师还得在不断收紧的预算里灵活应变。此外，校园改造期间，突如其来的疫情不但延长了建设周期，还大大增加了设计实施的难度。

红岭中学石厦校区改扩建前后对比。

关于当代校园，“福田新校园行动”提供了这样一个值得讨论的标准：环境激发学习与交流、绿色生境与可持续、场所成为“第三位老师”、呈现社区记忆与地方历史、自治与开放共享、空间灵活多样、安全与舒适并重。它的意义在于，把校园从单一教育设施扩展为复合公共系统：既要解决学位，也要回应城市生态、社区文化与运营治理。而土木石将这些浪漫且抽象的口号，变成了一套关于“学习”究竟如何发生的空间逻辑——空间本身也在参与教育。

学校不应该是一座孤岛。对社会而言，学校是将孩子共同生活、参与活动的资源集中在一起的机构；对城市而言，学校也是公共服务网络的一部分，与街道、社区、体育与文化设施共同构成日常秩序。

常见的校园，尤其是城市中的校园，往往像一个自我封闭的“堡垒”。高大的围墙或栏杆，将内部秩序井然的“象牙塔”与外部充满不确定性的“城市生活”截然分开。这种物理隔离，带来安全的同时，也塑造了一种冷漠、防御性的城市界面。学校占据了宝贵的地段，却很少向城市回馈公共空间。

改造前、后的校园界面。

沿着校园东侧街道漫步，脚下是6米宽的人行道，边缘一条细长的花池上，几位社区老人并排坐着休息闲聊，或许正在等着孩子放学。

改造前，这里原本只有一条仅仅3米宽、紧贴着围墙的人行道。每当上下学时，家长、学生与来往电动车挤作一团，这也是普遍的城市校园沿街景观。“你看，现在，这里就没有围墙了，红线其实在你的头上。”土木石的三位建筑师杨期力、白岩和邓文华指着上方的屋檐说道。

改造后，校园东侧街道新生的空间既属于校园，也属于社区，建筑边界被重新塑造。

改造前后的校园东侧街道对比，原本逼仄的3米宽人行道经过改造退让成6米。

改造后的建筑在地面高度的位置向后退让3米，看似简单的“退”，却带来了革命性的“进”：城市人行道几乎拓宽一倍；退让出的空间加入了花池与长凳；从前森严的金属栅栏和校园围墙改造成了轻盈通透的金属网与格栅，建筑二层以上的楼层平面伸出，建筑界面与街道树木共同形成颇具趣味的现代感“拱廊”。看似是“损失”一点面积的改动，却造就了一小片雨天挡雨、晴天遮阳的舒适南方绿荫街道。

这个新生的空间既属于校园，也属于街道。它不再是一条让人只想匆忙穿过的通道，而成了一个可以驻足、社交、观察的场所。建筑边界被塑造成可以共享的城市家具：长凳不需要说明牌，花池不需要“请勿坐靠”，它们自然而然地发挥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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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退让出的空间提供给街道与社区使用，通透的金属网与格栅所组成的建筑界面与行道树一起形成颇具趣味的“拱廊”，造就一小片绿荫街道。

作为一个可以与社区、城市街道共享的校园，建筑师为半地下的篮球场和羽毛球场设置了独立的临街出入口。上学时间，球场服务于校内的使用，到了周末与周中的晚间则对社区开放。市民在App上预约后，可以直接从东侧街道的独立入口进入场馆，而不必穿越教学区，减少了校方的管理压力与安全风险。

晚饭后再次经过这里时，场馆内依然是灯火通明，里面打篮球的人群却已经从初中生变成了成年人。不变的是热闹的奔跑声、打球声、呐喊声依旧点亮整条街道。

改造前、后的校园东侧街道。运动场东侧设置了独立的临街出入口，校园运动场所可以与街社区共享。

当校园开始向社区和街道打开，“开放”就不再只是资源效率或城市形象的问题。预约、排队、错峰进入、遵守边界、共同维护……这些对于学生和社区居民也是一门隐性的公民课：如何在同一套规则下与他人共享有限资源、处理差异、建立信任。

如果说与城市的对话是校园的“外向”革命，那么对校内日常体验的重塑，则是一场“内向”的关怀。如果只是单纯把教育理解为一段“通往未来的准备期”，学校就很容易被做成高效但单调的训练场，一切为考试与结果服务，空间只需要容纳秩序与管理。

但对于孩子们来说，教育更是12年的珍贵年少时光，是正在发生的生活记忆。在学校里的经历、关系、环境，本身就会构成理解世界的方式。校园的空间环境承载孩子们的行为和身心体验：他们如何行走、如何等待、如何结伴、如何独处……“成长”，是被压缩成路径与铃声，还是能在每一天的生活里自然展开?

改造前后的运动场对比，改造前这里是传统露天校园运动场。

深圳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性海洋气候，夏季漫长，酷热、暴雨、高湿度。这样气候背景下，传统露天操场夏季暴晒无法活动，雨季潮湿难以使用，有效使用率极低，学生们宝贵的体育课和课间活动机会常常被糟糕的天气“剥夺”。对于学生们而言，这损失的不止是运动时间，还失去了与同伴协作、冒险、恢复精力的机会。

对此，土木石的建筑师们建构了立体的运动场所，将4个不同功能的运动场自上而下三层垂直叠置，并以不同高度的连廊与教学楼相连，使学生可以通过合理的动线更快抵达运动空间。对一所从24班扩展到36班的学校来说，这不仅是空间效率，更是对日常秩序的重新分配：不同年级、不同时间段的活动得以在不同层级展开，减少了冲突，提高了可用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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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场分析示意图。垂直叠置的运动场不再受到气候与天气的限制，高效利用空间的同时，让运动场功能变得更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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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岭中学石厦校区剖面图。不同功能的运动场所巧妙垂直叠置，不同高度的连廊将其与教学楼建筑和校园内各空间相连，使学生可以高效有序地快速抵达。

运动场的首层是前文提到的与社区共享的球场，篮球场、排球场、羽毛球场被置于半地下空间。面向教学楼的一侧与面向街道的另一侧都完全开敞，风被自然引入。虽然标高在地下2.3米的位置，但9米的层高使底层也能看到树影与街道，引入的自然光让这里几乎没有地下空间常见的封闭感——打球时还能听到车流与人声，空间反而异常开阔。

底层球场面，街道的一侧开设有独立出入口。身处在半地下的空间也可以看到街景，自然风、自然光被充分引入，空间开阔通透。

二层的风雨操场通风、遮阳、挡雨，并配备灯光，真正实现了365天都可以奔跑的需求。它与教学楼围合出的庭院无缝连接，成为课间最受欢迎的休闲社交场所。立面采用金属防护网与铝格栅遮阳板形成通透的“气候界面”，既满足安全与防护，也让微风穿透、光线被过滤，让阴影成为空间的默认状态。这对于中国南方的校园来说非常重要，直接决定孩子在酷暑季节还是否能够、是否愿意户外活动。

标高的落差还提供了一些有趣的视角：学生站在底层半地下的球馆，可以看到街道上行人的脚步，而从二层的跑道望向街道，则是绿意盎然的茂密树冠，当学生走近二层靠近街道的边缘时，还能以俯视的视角观察路过的行人，唤起类似往昔“街坊邻居”的珍贵空间回忆。

二层的风雨操场通风、遮阳、挡雨，并配备灯光，临街立面采用金属防护网与铝格栅遮阳板，保障安全且透风、透光。

顶层的露天主操场与主要教学楼第三层连廊相接，使位于各层教学楼的不同年级的学生们都可以高效抵达。抵达这里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深圳天际线环绕，却打破了高密度城区带来的压抑感。运动在这里不再只是活动，也成为一种城市体验，让学生们在校园里就能看到城市的风景与尺度。

这样的做法本质上是对南方气候的建筑化应答，它不需要空调，也能把被天气“夺走”的运动和活动时间重新归还给学生。

深圳城市天际线环绕的顶层露天操场。

除了对气候的回应，校园内运动空间与城市街道之间的界面也十分巧妙地相互呼应。由于金属网、格栅等界面并没有产生绝对的区隔，校园与社区便发生了迷人的互动。

站在街道上，路人可以看到学生们奔跑跃动的身影，听到球类撞击声和学生们的欢声笑语，尤其是当学生们在夹层的环形跑道跑步时，洪亮的口号声叠加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而治愈的声音景观——可视可听的生机，成为街道最好的“安全显示器”和活力源泉。而校园内，视线可以穿透界面，学生可以在空中跑道近距离观察街道的日常，这本身就是一种生动的、关于社会生活的“非正式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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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后的运动场与街道关系分析示意图。由于建筑界面并没有完全隔绝外界街道环境，在保证学生安全的前提下，视觉、听觉等互动使校园与社区产生互动。

“福田新校园行动”中的校园基本为改扩建性质，通过精心策划的“异地腾挪”，多数在原址拆除后，借助城市的空闲地进行周转并整体重建。

而其中，红岭中学石厦校区的改扩建较为独特，只对部分功能场室进行增设和改建，保留原有教学功能建筑主体。在部分拆除后，原址新建了体育、艺术、实验、观演、集会等功能空间。这是高密度空间环境中“新旧结合”模式的校园更新，面对这一挑战，建筑师们不能简单地“推倒重来”，需要在原有肌理和体量上进行植入式空间组构。

改扩建区域示意。建筑师在原有“旧”建筑肌理上进行延展，将“新”空间与其巧妙衔接起来。

在校园内，如果不是精心辨认，几乎无法指出原有的建筑在哪里结束、新的建筑从哪里开始。这是因为改扩建的过程既没有追求“个人英雄主义”的造型叙事，也不再单纯复制、延续原本横平竖直的秩序。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建筑师朱竞翔评价其为“予以细腻变化，脱离或延伸，扭动或转折”，新建筑在原有结构基础上有机生长，“新”与“旧”通过设计被缝合在一起。深圳""新校园行动计划""的学术观察员余斡寒博士将这种建筑秩序的新旧对比形容为“哈哈镜”式的变形：戏谑而温顺的反叛——这也折射出土木石事务所主创建筑师们的创作风格。

改造前后的建筑模型示意，新建筑在原有建筑结构、空间基础上延续。

改造前，教学楼区域和操场之间界限分明，体现出以往的传统校园空间对于效率和规训的推崇。在操场被改造成上-中-下三层的立体结构之后，建筑师们用一条“漫游”的动线巧妙地把新与旧校园、校园与街道“嫁接串联”在一起：一组从南向北曲折上升的室外楼梯，在不同高度把两侧的教学楼各层相互连通，形成一处垂直的公共空间。

建筑师用连廊和室外楼梯组成动线，巧妙地把新、旧教学楼与三层运动场“嫁接”在一起，教学楼区域与运动场区域之间巧妙地设立起了过渡区域。

新建的教学楼区域与室外楼梯廊道分析示意图。

根据前期的观察调研，建筑师在这条漫游路径上还设置了多个节点空间，为学生课间小聚、玩耍、交流提供聚集的角落。通道不只是被穿行通过，还可以被攀爬、被探索。建筑和空间邀请学生们来“占据”它，变成相遇与交流的自发场域。校园不应该整齐划一，而应以多样性唤起不同的使用方式，从而容纳每个孩子的独特性。

一组曲折上升的室外楼梯把两侧的新、旧教学楼各层相互连通，形成一处垂直的公共空间。

室外楼梯与连廊上留出多个节点空间，为学生提供聚集的角落，通道成为了相遇与交流的自发场域。

在学校大门入口改造中，一棵巨大的榕树作为重要的记忆载体被保留下来。这里成为校园更新的组织核心，从图书馆、报告厅、行政办公以及新旧教学楼来的人最终都汇聚于此，它承载着记忆和归属感，成为校园这个“微型城市”中的“地标”。

这种克制的改造策略并不是“少做一点”的消极选择，反而更像一种面向现实的判断：在成熟城区，存量更新将成为校园建设的常态。红岭中学石厦校区的改造方法也因此具备了启示意义，为深圳后续的校园更新行动提供了一套可参照、可复制、可落地的改造策略。

校园入口处改造前后对比，主要的记忆载体都被尽可能地保留了下来。

校园入口作为组织核心，校园各区域的人流都汇聚在这里。

红岭中学石厦校区的改造绝非建筑师单方面的努力。城市发展、政策保障、校园建设组织等多方合力至关重要。

从设计初期开始，持续到建成后的使用过程中，建筑师们与校方及教育部门一直保持着紧密持续的沟通与配合。例如，在教学楼“犄角旮旯”加设的攀岩墙、篮筐等设施，最初是建筑师在校园空间建造中预留的空白，校方在使用时根据需求主动完善，并在后期提供反馈，完成最后一环。

改造并非建筑师一方的努力，建筑师在校园空间建造中预留的空白，由校方在使用时根据需求完善。

正是基于对使用者需求的充分考虑，土木石的建筑师们并没有把项目带向一条四平八稳、只求“规范正确”的道路：校园里出现了不同层级的叠置运动场，教学也不必只发生在教室，花园、图书馆……随处都可以成为课堂。

空间的多变并不是追求形式感，而是一种教育立场：在建筑师看来，创新并不会自动发生，它需要空间提供支持，当教学方式变化、社团活动与跨学科项目增多时，空间必须从“走廊+教室”的单一模型中解放出来。尤其在今天，教育变革往往比建筑更快，知识与意识更新换代的周期也更短，如果空间只满足“规范正确”，就很难承接真实的日常弹性，最终变得过时而陈腐。

空间的多样性解放了单一的教学模型，教学不必只发生在教室，校园里随处都可以成为课堂。

一个好的建筑，最终需要在日复一日的使用中接受检验，并在时间的长河里保持生命力。“福田新校园行动”中的福田新校园陆续建成后，学术观察员余斡寒博士申请开启了相关的“使用后评估”（POE）。研究团队由高校和设计机构的专业人士组成，他们深入走访这些校园，并通过问卷、观察、访谈等方式，系统地收集学生、教师、居民对空间使用的真实反馈来总结经验、持续优化。

更进一步的，则是校园“适应性设计策略”：未来，如果因人口结构变化导致生源减少、学位需求下降，校园空间如何向社区养老、文化中心转化？这是将校园视为动态的、可随城市共同演化的“生命体”的思路。在这一系列的研究进程中，红岭中学石厦校区作为案例被视作关键环节。

红岭中学石厦校区的改扩建实施过程历经波折，贯穿整个疫情期间。土木石的建筑师们提到一段几乎可以写进城市记忆的插曲：在特殊时期，学校曾作为临时“方舱”与集中管理空间，用于医务人员和城中村的管控人员居住。篮球场旁的更衣室与洗澡房被用于日常洗漱，还临时装了热水器，直到疫情结束才拆除。

这段经历让“校园作为城市基础设施”的命题变得更具现实份量：学校不只在教育系统里运行，它在城市的突发事件中，也可能承担公共性的兜底功能。某种意义上，校园的韧性与可转换性，既关乎孩子的日常，也关乎一座城市面对不确定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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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后的学校界面。设计在展现出学校与社区与城市环境共享姿态的同时，也给出了一种对于“校园作为城市基础设施”和未来可能面临的“空置与转型”的解答方式。

“学校起源于一棵树下，一个并不知道自己是老师的人，向几个并不知道自己是学生的人，谈起他的领悟。”路易斯·康在1960–1961年的文章《形式与设计》中写道。对他而言，一所“适合学习”的学校，空间不该只是被指标与面积切割的容器：门厅不应只按人头折算成几平方英尺，而应当像万神殿般慷慨，让人愿意进入；走廊也不该只是赶路的通道，而应被加宽，变成“属于学生的教室”，并掏出可俯瞰花园的壁龛，那里会是男孩女孩相遇的地方，是同学之间讨论老师著作的地方。

当孩子的日程被学业压力填满，是否还能真正放松奔跑、享受阳光？更开放、更丰富的校园生活，和安全、边界和管理如何平衡？教育公平被反复讨论，但优质资源能超越学区、通勤、家庭资本的限制被更多人获得？城市不断增长，公共空间越来越稀缺，一所学校能为社区做些什么？当人口结构变化、学位压力起伏，今天大规模投入建设的校园，未来会不会又面临“空置与转型”的尴尬？

红岭中学石厦校区的改造，为这些问题提供了它的一份答卷：从城市的尺度看，它有效地增加了学位，并且预留了成长的空间；从街道的尺度看，它通过打开界面而关照到了周边的街区；聚焦到孩子们身上，它通过塑造丰富的空间，试图尊重每个人的感受与天性。或许建筑师最终想要通过这座校园实现的，是一种更为本质的教育理想：学习发生在每一次呼吸、每一次奔跑、每一次与世界的对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