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财政困难，是当前中国经济最尖锐的“痛点”之一。从东部某县的“三个盖子五个锅”，到中部城市的“五保”压力，再到西部依赖转移支付的“生存模式”，这场财政危机的本质，是收入端收缩与支出端刚性的长期失衡，更是财税体制、政府职能与发展模式的深层矛盾的集中爆发。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重视解决地方财政困难”，标志着这一问题从“应急补漏”转向“系统求解”。但“解题”的关键，远不止于“找钱”——它需要重构央地关系、优化政府职能、培育新财源，最终实现从“应急财政”到“可持续财政”的转型。  

一、地方财政困难的“三重画像”：流动性短缺、刚性支出、“中等地区”困境

地方财政的“难”，首先体现在收支剪刀差的持续扩大：  

• 收入端：土地财政退潮，税收增长乏力。2025年1-11月，土地出让收入仅2.91万亿元（较2021年峰值缩水45%），而税收收入受经济增速放缓、减税降费影响，部分县域税收3年下降15%（如东部某县从27亿降至23亿）。非税收入（如罚没、资产处置）受限于合规性，难以持续。  

• 支出端：“三保”变“五保”，刚性压力攀升。传统“保民生、保工资、保运转”之外，新增“保债务还本付息”“保清欠”（清理企业欠款）。某中部城市“三保”月需4亿，但月收入仅1-2亿；债务付息支出占比逐年上升（2025年1-11月同比增3.9%，绝对额1.2万亿），部分区县50%财政收入用于还债。  

• 区域分化：“中等地区”成重灾区。东部（如江浙粤）财政自给率超65%，西部依赖转移支付，而“东部不东”的辽宁、中部部分省份（如河南、湖北）因产业空心化、土地依赖度高，陷入“横向财政失衡”——既无东部产业韧性，又无西部转移支付托底。  

二、财政困难的“底层逻辑”：体制性、结构性、政绩观的三重枷锁

地方财政的“困局”，是多重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  

1. 财税体制：央地事权与财权不匹配

分税制改革后，中央集中了主要税种（如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地方却承担了大部分公共服务支出（教育、医疗、社保）。“财权上收、事权下沉”的格局，导致基层“小马拉大车”。某中部财政人士直言：“县级财政承担了80%的民生支出，但税收分成仅占40%。”  

2. 土地财政：“寅吃卯粮”的不可持续模式

过去20年，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综合财力的40%-60%，成为“第二财政”。但房地产下行周期中，土地流拍、价格下跌（2025年土地收入同比降10.7%），直接切断了这一“输血通道”。某东部县为“做大分母”（避免债务率超标），甚至让国企托底拍地，每天支付利息“万分之八”，陷入“借新还旧”的恶性循环。  

3. 政绩观与债务依赖：地方政府的“扩张惯性”

部分地方领导为追求GDP增长，通过融资平台、隐性债务大搞基建（如产业园区、新城开发），导致债务规模失控（2025年9月末地方债务余额53.7万亿）。某中部财政人士坦言：“债务付息增速远超支出增速，2020年曾高出15.4个百分点——赚的钱不够还利息。”  

三、求解之道：短期“止血”，中期“造血”，长期“重构”

解决地方财政困难，需分阶段、分层次推进，从“应急输血”转向“系统造血”：  

短期：注入流动性，守住“三保”底线

• 加大转移支付：中央财政需向“中等地区”倾斜，2025年已安排5000亿结存限额补充地方财力，未来可扩大规模并优化分配（如按“三保”缺口动态调整）。  

• 债务风险缓释：通过再融资债券、债务置换（如用低息债置换高息隐性债务）降低付息压力；对高风险地区实施“阶段性停息挂账”，避免债务违约引发系统性风险。  

• 盘活存量资产：推动地方国企混改、闲置土地/房产变现（如保障房REITs），快速补充现金流。  

中期：培育新财源，降低土地依赖

• 壮大地方税体系：推进房产税、消费税等地方税种试点（如浙江、海南已探索），逐步提高“两个比重”（财政收入占GDP、中央财政收入占总收入）。  

• 产业升级与财源培育：东部地区聚焦高端制造、数字经济；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如新能源、电子信息）；西部地区发展特色农业、文旅产业，通过经济增长扩大税基。  

• 规范非税收入：清理不合理收费，盘活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如办公楼、设备），避免过度依赖“罚款创收”。  

长期：重构央地关系，转变政府职能

• 优化事权划分：明确中央与地方的事权清单（如教育、医疗以中央为主，市政建设以地方为主），匹配相应财权（如提高地方增值税分成比例）。  

• 硬化预算约束：禁止地方政府违规举债，将债务率、付息支出占比纳入官员考核，杜绝“政绩工程”。  

• 推动“服务型政府”转型：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从“投资主导”转向“公共服务主导”，降低无效支出（如形象工程、重复建设）。  

结语：财政困难的本质是“发展模式之困”

地方财政的“难”，表面是“钱不够花”，实质是“发展方式不可持续”。过去依赖土地财政、债务扩张的模式已走到尽头，必须通过财税体制改革、产业升级、政府职能转型，构建“可持续、高质量”的财政支撑体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重视解决地方财政困难”，不仅是“救急”，更是“谋远”。唯有将短期纾困与长期改革结合，才能让地方财政从“应急状态”回归“常态健康”，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