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追觅科技的CEO俞浩成了互联网上最好的“下酒菜”。
他发了一条朋友圈，宣称追觅要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百万亿美金”的公司生态。网友们乐坏了，评论区充满了快活的气息：“但凡吃两粒花生米，也不至于醉成这样”、“吹牛不需要交税，但需要基本的数学常识”。
确实，在当下的宏观环境下，在一个扫地机和吹风机的红海赛道里，谈论一个超越全球顶级科技巨头总和的数字，听起来不仅具有冒犯感，甚至带有一种荒诞的幽默。
但我并不想加入这场狂欢。相反，我感到一种莫名的警惕。
群嘲一个想成为首富的企业家，和群嘲一个想拿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有什么区别？
我们今天群嘲的，真的只是一个算错了的数字吗？还是我们正在集体形成一种潜意识：在这个时代，任何超越常规的野心，都应该被当作笑话？

商业史上那些伟大的神话，在其草创期，往往是以“笑话”的形式开场的。
1981年的福冈，24岁的孙正义在破旧的平房里刚拉起软银的旗帜。因为连一张办公桌都买不起，他只好踩在一个倒扣的苹果纸箱上，对着台下仅有的两名员工拼命挥舞手臂。他嘶吼着说，五年内我们要做到100亿日元，十年后要500亿，我们要成为世界级的巨头。
台下那两个人像看疯子一样看着他。第二天，这两个人就结伴辞职了——他们觉得老板脑子出了问题，跟着一个“满嘴跑火车”的骗子没有任何前途。
1995年的西湖边，类似的荒诞剧再次上演。马云四处推销“中国黄页”，在那个连拨号上网都还没普及的年代，他去北京部委推销时，被人冷冷地拒之门外。当时的评价很难听：“这人长得不像好人，说话像搞传销的。”
马斯克在SpaceX火箭连炸三次、倾家荡产的时候，被他少年时的偶像阿姆斯特朗公开否定，认为他不专业、不负责，马斯克在采访中几乎落泪；杰夫·贝佐斯在亚马逊上市后的那几年，因为长期不盈利，华尔街媒体给他起了个绰号叫“Amazon.toast”（完蛋了的亚马逊），甚至有主流周刊用整版封面嘲笑他是“Amazon.bomb”，预言这颗炸弹迟早会自毁。那时没几个人相信，这个坚持在书库里打包的瘦子，真能颠覆掉全世界的零售业。
这些故事的结局，今天我们都已耳熟能详。但在当时那个当口，支持他们撑过那段至暗时刻的，可能真的不是什么运气，而是那种近乎偏执的、甚至带有一丝孤勇的“愿力”。
“愿力”听起来很唯心，但在神经科学里，它有着极其硬核的底层逻辑：预测编码模型。
我们的脑子从来不是一台被动记录世界的摄像机。事实上，大脑更像是一个“预言机”。它会先基于你的信念建立一个模型，然后不断地向下发送预测信号。
有个著名的实验，研究者给被试者看一根烧得通红的铁棒，然后蒙上他们的眼睛。研究者告诉被试者：“现在，我会用这根红铁棒触碰你的手臂。”但实际上，研究者换成了一块冰块。结果是，被试者的皮肤在接触到冰块的一瞬间，不仅发出了尖叫，甚至在接触点真的出现了红肿和类似烫伤的水泡。
所以，当你拥有极强的愿力——那种“一定要达成某事”的终极目标预测时，你的大脑会自动过滤掉那些干扰信息，强行调整你的感知和行动。它会寻找一切可能的路径去对齐那个愿望。所谓“心想事成”，本质上是高度专注的神经系统在强行重塑现实。这种导航系统，是人类进化几百万年留下的最顶级的生存策略。
为什么在今天，愿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因为“能力”正在贬值。在逻辑推演、代码编写、海量计算甚至艺术创作上，我们这些肉体凡胎已经无法战胜硅基生命。如果你只谈“能力”，AI会让你感到绝望。
但AI有一个致命的盲点：它没有“愿望”。它能解决“How”，但它永远无法定义“What”和“Why”。它能帮你写出一份完美的商业计划书，但它不会在深夜里为了一个改变世界的理想而战栗哭泣。
能力是工具，愿力是引擎。既然工具已经满大街都是，那么真正决定胜负的，就是谁有胆量去定义那个更宏大、更不可能的目标。
这几天，我正跟着正心社工的李俊老师，在云南武定的山间走村入户。
李俊老师在云南做了23年的一线社工。23年，足够让一个满腔热血的青年变得两鬓斑白。在他的叙述里，有一个细节击中了我：多年前，他的机构曾收留过一个11岁的流浪少年，大概有两年半的时间这个少年都会常来这个机构吃饭学习。转眼，十几年过去了，那个当年在街头无助的孩子，如今已是一家家喻户晓的顶尖新茶饮品牌的创始人。
回看这段往事，你会发现命运的奇点往往就藏在那些“不自量力”的瞬间：如果当年的流浪少年不相信所谓的愿力，他大概率至今还湮没在昆明的某个街角；如果李俊老师当年没有那种“螳臂当车”也要改变困境儿童命运的决心，他根本无法在那些最难熬的年岁里枯坐冷凳。
这些年，我在全国几百所县乡学校里跟孩子们做分享。我最常分享的一句话是：“如果螳臂当车注定是个笑话，那凭什么夸父逐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可以是流传千古的神话？”
我的理想是成为一个世界一流的社会科学家，去研究关于公平与平等的终极命题。虽然我连一个PhD也没有，至今没发过一篇像样的论文，但我花了9年时间走过中国200多个地级行政单位、上千个村子，亲手办过工厂、建过基地，真金白银地交了大几百万的“学费”。
我偏执地相信，扎实的田野调查加上对AI、Web3这些新变量的学习，最终会让我离那个理想更近一些。这听起来比“百万亿”还要离谱吗？也许吧。但如果不折腾，我们这辈子哪儿来的故事呢？
如果我们生活的环境，变得越来越保守、越来越循规蹈矩，我们开始群嘲一个想拿诺奖的科学家，群嘲一个想做首富的企业家，甚至群嘲一个想考上名校的孩子，结果会怎样？
结果就是，那些充满愿力的人会选择离开，去到一个能包容他们野心的地方。剩下的，只有在算法里安稳睡去的平庸。
你可以不相信俞浩的“百万亿”，你也可以不相信我们公益人“螳臂当车”的热忱。但请不要急着嘲笑。
愿力是孤独的火种，而社会环境应该是那只挡风的手。因为在这个被算法和数据包裹的冰冷时代，唯有这种近乎愚蠢的、不自量力的勇气，才是人类最伟大的赞歌。
下次当有人在你面前谈论那个看似不可能的梦时，即便你不信，也请给他一个敬畏的眼神。毕竟，这个世界，终究是由那些“不自量力”的人改变的。
汪星宇写于2026年2月，云南武定调研归途"